弗里登提到，一种可能是形成“势力范围”，比如美国在西半球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；欧洲在欧洲，或许还包括非洲的一部分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。另一种可能是，美国在某种程度上“单干”，将自己从全球体系中部分切割出去，而世界其他地区则继续前行。即使美国抛弃了多边主义，或者明确表达了对多边主义的不满，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也突然变得保护主义了。实际上，大多数国家正在思考如何保护自己不被美国所影响。

谈到关税问题，弗里登指出，政府加征关税的目的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类目标：希望通过关税将制造业带回美国，推动再工业化；把关税当作一个谈判筹码，用来迫使他国在经济层面作出让步；用关税作为争取非经济让步的谈判筹码。这三种目标其实是彼此矛盾的。关税或许在短期内帮到了一些企业，但对整个经济并没有好处。美国几乎对所有从全球进口的商品都加征了关税，涉及范围广泛，几乎波及所有国家。这些关税不会带来正面的经济效果，也不认为它们是很有用的谈判工具。

关于中美关系，弗里登认为双方各有自己的合理立场。中国方面也有很多担忧，比如被其他国家通过贸易政策排除在外。中美现在就像绑在一起一样，命中注定必须打交道。美国政府后来也接受了这一点。他们曾一度将关税提升至145%，结果几乎整个商界都表示这完全不可行，于是他们又把关税降了下来。很多人希望这些谈判最终能达成某种协议，也许会设定一个比较高的关税水平，但不会让两国之间的贸易、金融和投资彻底中断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弗里登认为中国能否实现今年5%左右的GDP增长目标，取决于两个方面：一是中国是否能找到其他市场来销售其商品；二是能否将经济活动从出口导向重新配置为面向国内市场。真正的挑战不在于5%这个数字。

弗里登建议重点放在提升家庭的消费能力上。为了刺激出口，中国政府通常会维持人民币相对偏弱。但在中国的案例中存在两个问题：第一，中国早已不再处于工业化初期；第二，中国不是哥斯达黎加。如果允许人民币升值，将会提高中国民众、特别是中国家庭的购买力，从而将以一种近乎自然的方式，把支出从出口转向国内消费。

最后，弗里登还谈到了特朗普对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事情有所限制。他认为这不仅对美国的软实力不利，也对美国经济不利。大学是就业、研发和创新的重要来源。特朗普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冲突，对双方都造成了伤害。